“侠,是不为自己利益而去帮助别人,牺牲自己的部分越多,就越困难,这个‘侠’字就越大了。” 金庸自称侠气不足,如果说郭靖有自己的影子,“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,却有毅力,在困难面前不后退。”
1959年,他离开《大公报》,和昔日同学沈宝新一起创办了《明报》。他回忆初创时压力很大,每天一睁眼,就欠两千字的稿子,小说和社论各占一半。
“我的写稿速度是很慢的。一字一句都斟酌,所以一千多字的稿,往往是改了又改,起码花两个钟头。” 人们如痴如醉追看的小说,对他来说,“只是一种副业”。他的主业是办报纸,“报纸要吸引读者,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。”?
三十三年间,金庸亲笔撰写了社评七千多篇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政治动荡,主打武侠小说的《明报》严肃起来,金庸在社评中提出“公正与善良”的办报理想,不再提“美丽、活泼”。他持续在公众面前发声,有人甚至放话:要消灭五个香港人,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。他上了暗杀的黑名单,一度出国逃难。
1967年,文化大革命的风潮终于蔓延到香港。就在那一年,金庸笔下诞生了一个新的英雄——令狐冲。
六神磊磊觉得,《射雕》里的人物,基本上严格分为正反两派——正派的以洪七公为首,代表爱和正义,反派以西毒为首,代表恶与贪婪,双方往来厮杀。而十年后的《笑傲江湖》,“那些概念、边界,都被金庸像顽童一样搅浑了。”?
写下这本“政治寓言”时,金庸已过不惑之年。借风清扬之口,他说出“武林规矩,门派教条,全都是放狗臭屁!” 借任盈盈之口,他写出对被心中权力欲驱策之人的同情——
“一个人武功越练越高,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大,往往性子会变。他自己并不知道。东方叔叔是这样,我担心爹爹,说不定也是这样。”
六神磊磊说,如果金庸只写到《射雕》为止,那么对他的历史地位很好定评:最好的畅销小说作家。“但是有了《笑傲》,你问我怎么评价金庸,我只能讲:要交给时间。”
问世间,情为何物
《明报》初创时,每天晚上约十点到十一点,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,大喊“你的’肠粉’搞掂未?”,这时,金庸才开始下笔,写社评。稿件到排字房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,就像剪肠粉,因此被叫做“肠粉”。
这是金庸最艰苦的三年。报纸每天发行不到六千份,报社也经常发不出工资。一位老职员回忆:“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,下午工作倦了,叫一杯咖啡,也是和查太两个人喝。”?
这个“查太”,就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。
离开编辑部时,通常已经是凌晨两三点。从中环到尖沙咀的“天星小轮”渡船早已停航,只好乘另一种“电船仔”,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。如果即到即开,包租费要三元。“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,也不愿包船过海。”?
香港大学毕业的朱玫比金庸小11岁,是《明报》创刊初期唯一的记者,像黄蓉辅佐郭靖一样,一直给予丈夫事业的支持。之后,她生下四个孩子,陪伴金庸走过20年的婚姻。
女作家三毛曾说,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,在于其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,又可让人下地狱的“情”字。
大情大悲的桥段很多,作家马伯庸觉得最微妙、最隐晦同时也最让人感叹的,莫过于灭绝师太告诉张无忌,她的师父、郭襄的徒儿叫做风陵师太。风陵渡口,正是郭襄与杨过初见的地方。
在六神磊磊的解读中,郭襄看破风陵渡,从十六岁到四十岁,用了二十四年。而张三丰放下铁罗汉,却用了一百年。他写道——
“呀”的一声,竹门推开,张三丰缓步而出。当年那个青涩少年,如今已经须眉俱白。此刻,世间多了一套崭新的武功,叫做‘太极拳’。”
“步入小院后,张三丰做了一件事:从身边摸出一对铁罗汉来,交给了徒弟俞岱岩。终于,这么多年来,他第一次放下了它。此刻,他的语气平淡而又温柔:这对铁罗汉,是百年前郭襄郭女侠赠送与我的。你日后送还少林传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