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概,没有人看到这样的情愫不感动,网友留言道,“他们都是孤独一世,实际上,心中的怀念,温暖了一生。” 金庸曾在采访中谈到,理想中的爱情,应该是一生只爱一人,如李莫愁惊天一句,“问世间,情为何物?直教人生死相许。” 可面对真实的人生经历,他只说出四个字,“但都好难”。
1969年,金庸和朱玫离婚。之后,他和第三任妻子林乐怡结婚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金庸和金庸妻子林乐怡。
对于朱玫,不喜谈及私事的金庸,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她的愧疚。除夫妻之情的遗憾之外,这份愧疚里,还有两人大儿子查传侠的因素。
四个孩子中,他和查传侠相处最多,也最喜欢他。面对央视镜头,他提起这场四十多年前的悲剧,仍无法原谅自己。“如果那时我多问他一些,多关心他一些,不致如此。” 1976年,得知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自杀身亡后,金庸在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后记里写道——
“这部书情感的重点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,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,张三丰对张翠山、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。然而,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,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,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,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。”
这是他人生最绝望最伤心的一刻。他觉得,可能是涉世太浅为情所困,也可能受到父母情感破裂的困惑,但斯人已去,无法挽回。
1992年2月,《明报》准备转移股权。在众多人选中,他选择了出价不是最高的于品海。除了继承报业和商业因素之外,他也在公开场合承认,33岁的于品海,眉宇间确有几分神似查传侠,“潜意识里觉得他亲近吧”。
他多次说,《明报》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,是我对社会、对朋友,对同事的责任。“如果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,我绝对不会退下,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股权。” 他对记者说。
翻看旧照片时,看到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,他动情掉泪。在金庸的散文集里,他提到故乡的一种黑色有花纹的大蝴蝶,如果小孩子捉住了其中一只,另一只就会在手边绕来绕去,飞也飞不走。六七岁时,他看着在花间双双飞舞的蝴蝶,听家人讲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,第一次知道世间有哀伤和不幸。
九十年过去了,面对感情,他终难给出答案。
大闹一场,悄然离去
晚年的金庸,人生的切肤之痛逐渐远去。
《明报》卖掉之后的25年,他跟时代之间已没有多少互动。即便是乘飞机在两岸三地跑来跑去,出席各种”论剑”的学术活动与讲座,也不可避免地被指责“呈现大众看明星的娱乐化倾向,失去学术交流的本来意义”。
进入浙江大学历史系担任院长一事,被学者诟病。退休的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对媒体说,当初浙大给金庸评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时候,他曾参加过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。“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叠材料,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。”
有不少人觉得,晚年的金庸孜孜不倦地四处奔走是追求声名,其中包括杭州作家傅国涌。他是《金庸传》的作者,尽管这本书金庸自己不承认,“这个人我不认识,也没采访过我。”?
这本传记是傅国涌查询整理了几乎所有与金庸有关的记录后,编写而成。他随金庸的足迹,走在香港的英皇道651号明报大厦旧址,徘徊良久,叮叮当当的电车恍然就是1980年代以前的样子。
“他的一个问题是,太希望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,其实就凭他的14部小说,他已经足够不朽了。”傅国涌说。
有人曾经问他,人生应如何度过?老先生答:“大闹一场,悄然离去。”